第四届获奖：董立新《红线区》

自述：

抚顺矿区是我国最老矿区之一，1901年开始开采，目前已进入百年老矿之列。

沉陷区这个触目惊心的名称，竟然是抚顺城市规划版图上一个颇有渊源的特殊区划。

2000年在榆林沉陷区里面发生了惊险一幕，几千平米的地面顷刻沉陷，十几间房屋遭受灭顶之灾。

在榆林沉陷区，极目望去，一片荒野高低不平，碎砖乱瓦满目苍一。沉陷的大坑已经填平，据说一些房子永远的埋在了坑里。

沉陷发生后，有关部门勘测确定该地区仍有大面积沉陷的可能，遂划定为红线危险区，红线区的长800米，宽150米，区内有居民121户，企业45户。

沉陷区的两边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残墙断壁间仍有房子，但是大都下陷几米，歪歪斜斜，房墙上裂缝形成的伤痕累累，没有人敢靠近这些房子，它们在红线区里的红线区。

沉陷区这个概念的缘起可以上溯到世纪之初，开采区上方的土地即为沉陷区，抚顺沉陷区的面积是不断的变化的，日伪时期实施掠夺性开采，开采范围大，沉陷区的面积也大，随着地下煤矿采量的减少，加上限制开采等原因，沉陷区有逐渐缩小趋势，目前，抚顺市划定沉陷区范围为10.9平方公里，这回榆林突发沉陷就是沉陷区范围内发生的。

沉陷区的形成主要是存在断裂带，而采煤又诱发了断裂带的断裂。

沉陷地和地下开采并生，平均每开采一米煤层，就会造成0.8米的地面沉陷。

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沉陷区，随着拍摄的逐渐深入，我把红线区的范围扩大了，我认为是凡沉陷的地方都是危险的，所以统称为红线区。

资源的开采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这个被我们忽略太久的课题，如今在以极端的方式拷问我们。

沉陷依然在继续，拍摄不能停止。

一位电工正在修理浸泡在水中的电箱。

第四届获奖： 徐慧芳《大学城》

自述：

大学城是当下的一道社会风景线，在高校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各高校纷纷占地建设新校区，而校园大多数建立在城乡结合，离城市相对偏远的地区，大学校园变成了一个孤岛式的乐园。由于占地面积大，新校区校园内的建筑设施也同比放大，硕大的教学楼、广场、雕塑……在不时经过的几个学生的身影前这些场景无比空旷，已无法与大学校园相联系，正如“大学之大,非楼之大，乃大师之大”。

中国的高校扩招举措已进行了有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各高校的基础设施如教学楼、校舍等已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学生数量，于是各高校便在城市周边相对偏远的地方纷纷建起了新校区，以满足不断壮大的扩招大军。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选择使用潘福来617中画幅相机，其特点是拍摄范围大。这些特性可以更好的突出这组图像中新校区的“空”和“大”的特点。图像风格比较接近当下所定位的“景观摄影”的范畴，因此拍摄内容主要以场景为主，偶尔搭配以个别人物凸显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拍摄过程中我尽量避免个人的评价与立场的体现，尽可能的冷静中立的态度去观察与拍摄，其目的在于把思考的权利留给观者，避免强个人意图强加在视觉呈现当中。

西安 2012.10.07

第四届获奖：李政德《新国人》

自述：

2005年11月我来到深圳。2006年正式开始拍摄我的专题<<新国人>>。计划拍摄十年,现在是第7个年头了。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夜之间化身为中国最为瞩目的大城市。它的一举一动无不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化进程中,深圳自然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人们,在这个新兴的滨海城市拼博,以谋求一席之地。大多数人来自二线城市和以下的县镇、农村。大城市的环境与他们之前的工作生活和成长经历是迥然有别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完全陌生而又充满变数的新生活。人们不得不进行个人的城市化进程。

社会地位与收入高低决定一个人的活动空间,不同阶层往往不可能在同一场合出现。有趣的是在一些大型的企业活动上，不同阶层各色职业的人汇集在了一起。我游走于城中大小活动：豪华楼盘开幕、五星酒店Party、时尚大牌发布会、艺术展览、私人生日聚会。在这些权利金钱集中展示的舞台上,集中了这个城市中所有阶层的人物。从政界名流到商界翘楚,从艺术家到农民工,从服务生到小白领,从富二代到礼仪小姐,从钢管舞女到京剧演员,从寺庙方丈到风水大师--------50后到90后,包罗万有。

民工负责清洁,礼仪负责接待,乐手负责演出, 贵宾负责抽奖,名人负责亮相, 官员负责致词,老板负责揭幕,活动外围还有各色人等负责看热闹……人们身份各异,表情各异。在不同的场合我看见不同的面孔,如此鲜活又是如此变化不拘。

巨变中国,国人巨变。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以怎样的变化来适应这个大时代呢?在这些开幕仪式和Party上,我自觉找到了一个着力点,一个角度。这个主题需要长时间拍摄积累,十年不长二十年也不算长。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角度,留下中国人变化中的新面孔,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变化中的大肖像。

2009年，深圳万象城，LV旗舰店开幕PARTY上兴奋的来宾。

第五届获奖： 刘涛《天外，一个关于上海天潼路与外滩的专题》

自述：

观光客是一个有魔力的身份，它提供给人一种无比美妙的幻觉，一旦被赋予这个身份，就可以进入传说中无忧无虑，尽情欢笑，逍遥走天涯的系统，摆脱人生即苦役的魔咒，像初生之子般睁大眼睛去享受好奇。

拆迁是发生中国大地上的一件盛事，指望拆迁带来一夜暴富的人就像天上星一样多，人们关心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愿望迫切，无可厚非。

把正在上演拆迁的天潼路与正在上演观光热潮的外滩放在一起展现的必要，不是因为它们仅仅相隔一河，而是出自它们本身即一体这个缘故。天潼路如何是外滩，外滩怎会是天潼路，一个幽暗肮脏粗鄙遍布，一个璀璨强壮风情十足，但是萧瑟的前身就是绚烂，在外滩上演的华丽并非人生的主旋律，观光客是一时的，生活者才是长久的。

面对拆迁的那种迫切与漫长等待都是现代中国生活的一个锐利的组成部分，在经历过最初的震惊后，拆迁变得稀松平常，对它投以怎样的目光，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与之如出一辙的是，交通的便利，促成了现代观光客往稀松平常演变，旅游不再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很多年轻人，甚至爱上了足不出户，仅仅动动手指，把生活照PS一下，就去到了世界各地。

《天外》关心的当然也是异曲同工的荒谬，仅隔一河，只是因了名字不同，名声不同，媒体关注不同，政策塑造不同，外滩成了众人在追随的外滩，天潼路成了萧瑟难言的天潼路。被众人追随与一身萧瑟之间，隔的是一河，也是时间。

《天外》并非说外滩，也并非说天潼路，而是我们所处的大都会的灵魂，它真正具有的魅力并非物质的优越，而是内部深处那种又粗鄙又温柔的交融荟萃。

2014年5月30日，天潼路一带，施工大楼掉下的火线

第五届获奖：海忆水《流放》

自述：

青海自古为流放之地；在文革前有几十万右派、国民党军官等被关押或放逐于青海各类劳改农场、监狱；三线建设及核工业试验在青海曾经的存在与大量内地人的被放逐；本人作为独立摄影师在家乡活着观看融入疏离中的“流放”状态下的生活方式。

《流放》为大主题，在此大专题下分设有几个分支专题：

《流放-遗骸》：那些被废弃的，正在隐没于历史尘埃的劳改农场、监狱、核工厂，一个时代的冤屈与历史印痕，一个个渐被荒芜和被遗忘的囚笼与记忆碎片。我定格这些物象的瓦砾废墟，试图追寻那些魂灵，以唤醒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伤痛与记忆。

《流放-它们》：动物传奇，真动物假动物，天生的人造的，以动物性镜鉴人性，不为人知的动物的另一面孔，以“我们”相对应“它们”，存在与流放中的荒诞。

《流放-藏地》：藏地文化生态的影像记录，对藏地的观看与批评，在融入与疏离中给观者一个我眼中的更真实的藏地，并以此形成与内地、中原汉地、世界的文化对话。

《流放-城市》：我生活所在高原城市西宁的影像观照，城市文化边缘，借景以观照内心，现时当下城中人的流放状态，人与城的关系，透过坚硬感知柔弱。

《流放-青海》：在路上，高地无声，深爱着又被伤感的地方，“今日中国”的一个区域文化样本，行走中的遇见，关于“青海”的记忆碎片。

转场途中玩手机的牧羊女，2009，青海湖

第五届获奖：唐帆《沉默的独白》

自述：

在这座城市，我时常感到孤独，无处诉说，无处可去，更多的是站在寂静中心面对这喧嚣世界。

我感觉，在上海这类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隐匿者。最神秘，最不为人知的美就是一个个公寓房间里真实的人。

终于我走出房门，因摄影不期而遇，进入他们的房间或生活，在拍摄的数个小时里，我们彼此为伴，有时会因突然的默契或感动心情变得愉悦，有时也会潜入更深的孤独中。拍摄也让我明白，有时在与你最亲密的人身旁，也会感到孤独，反之，即便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有时也会有被接纳的亲密感。人与人，人与周遭事物所构成的环境之间，身体或心理的距离，是我一直渴望消弥却未能如愿的期望。

沉默的独白就像一条长长的河，被拍摄的人就是水，我顺水而行，不在乎意义和终点。

而照片是一种沉默的语言。我愿做这世界的聆听者。

上海，2014

第六届获奖： 苏呷此色《土地的主人—布拖》

自述：

民族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同时,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然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保持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对本民族起着重要作用。在文化交融当中不断会发生各种冲突与融合,阿都彝人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冲突和交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能做到的也只是从自身出发,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留下一些图像资料,用自己的方式给民族作一点小小的事情,希望未来能有用。

我出生于布拖,目前生活工作布拖县,作为布拖阿都彝人的一员,我热爱这片养育我的土地,我热爱自己的民族,所以我用手里的相机记下族人的点点滴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诠释这个伟大的族群。

阿都彝人热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他们与土地和谐共处。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阿都彝人没有退缩,他们不畏艰辛改造这片贫瘠的土地,使他变成一片锦绣。在同艰苦自然条件的抗争与亲和中,阿都彝人培育了具有阿都彝人独有的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包容和和谐,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阿都彝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动地表现了阿都彝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体现了阿都彝人勤劳善良和吃苦耐劳的崇高品质,昭示着布拖阿都彝人悠远而灿烂的文化历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不断渗透,这里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民族文化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正渐渐趋向流失。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布拖阿都彝人如何在文化交融和冲突中保持自己民族的精神核心呢?是否能始终屹立不倒?再过几十年他们是否还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第六届获奖：陈荣辉《空城计——中国收缩城市视觉调查》

自述：

“收缩城市”指的是城市人口流失、失去活力的现象。

相比西方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城市收缩，中国当下城市收缩的表现更加多样，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浪潮已经到来，生态环境、老龄化、土地利用、产业转型等多种问题交织。其中亦体现中国城镇化的复杂一面。对于生活在“收缩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留下或者离开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放眼全球来看，中国的收缩城市，正与美国的“锈带”形成对照。“锈带”的本地产业工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世界风口转向的某种标志性景观，中国的收缩城市，亦当重点关注。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世所瞩目。城市扩张有时，收缩亦有时。目前它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与美国、德国等国家相似，随着产业更迭、大城市集聚作用凸显，中国一度经历辉煌的城市也开始面对收缩的局面，而与人口减少和经济衰落相伴的，则是基础设施的荒弃、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卖地造新城的冲动。

中国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之中，但在一些城市的成长背后，另一些城市也显露出相反的趋势。虽然中国一再出台类似“限制大城市人口，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政策，但城市优劣之差仍在扩大，其集中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的“收缩城市”与德国、美国不同。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还在继续城镇化，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城市边缘破败，但市中心还在建设，企图吸引更多人，虽说可能会成为鬼城。

第六届获奖：程新皓《莽》

自述：

莽人是生活于中越边境上的一个人数极少的族群,在走出原始森林定居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中越边境附近的高山密林中,过着迁徙不定的猎集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生存形态。古时,莽人一直在避免和其它民族接触,一直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的高海拔原始森林游耕,通过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来获取生存所需的口粮。由于生活艰苦,莽人的人口增长率很低,加之时常爆发的瘟疫,这个族群的人口一直被限制在极低的数量上。2003年人口统计时,也只有107户,651人。

前工业社会中缓慢的文化交融,在今天以更加迅急的方式在进行。特别对于莽人这样的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小民族,其民族文化的改变甚至消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现代化的浪潮在今天的中国已近乎不可逆转。

现代化是否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否只能通向同一个未来?即在被迫现代化的情形下,这些原住民会怎样重新组级自己的生活,形成怎样的文化。莽人是一个太典型的案例:一个长期没有被界定民族成分的未识别民族,一个中国最后的部落社会,在国家推进的强制现代化的情况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认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最后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态?现在也许正是讨论这回题最合适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

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知识生产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关注是作品的核心,而以考古学的方式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则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式。

首先是现代化的谱系学,即现代化是如何开始进入我们的旦常生活。其中包括了那些以事件的方式出现,并且已经完成了的,形塑了我们当下的“现代化”,构成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行动者的人处于其中的位置,以及正在发生着的,将在未来完成的现代化。

第二关注点是城市化。这具体表现为在现代主义逻辑指导下的空间再生产,这实际上是当下“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第三关注点是当代语境下的知识生产。所谓的传统又是如何在曾经的“当下”中形成的;葬莽人这个人口极少的族群如何在被现代化的当下,重新组织传统知识和由商业化带来的知识,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实践,又如何通过这种实践形成新的知识,塑造出独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