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水:“侯奖”十二年

2017年09月11日 - 2017年09月11日

2007年首届“侯奖”揭晓新闻发布


随着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评选结果的公布,这个诞生在中国民间的第一个“纪实摄影奖”已经走过了第十二个年头。

十二年,这是一个让我想过无数次的数字。

2002年12月的一天,病榻上的侯登科在电话里虚弱地说:“来吧,快来吧!把东西整理一下吧”,这是他最后的时间。在他临潼的家里,我和李媚与他相处了最后一段时光。他给我们表达了他的心愿: “我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发挥点作用的话,就用来支持那些像我一样,在基层用摄影关注社会现实的年轻人” 这是他最后的托付。委托书上侯登科写下的时间期限是:十二年。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十二年”?而且不是一个整数?抑或是从传统纪年的地支运行周期而来?不得而知。但他所操心的“到时你们年龄也都大了”倒是真的成了现实。欣慰的是,十二年的时间里“一个注入侯登科全部理想”的民间影像助推与接力,和它在中国当代纪实影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已在业界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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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实现侯登科愿望的应该是“摄影博物馆”之类的社会机构。我们国内当时没有。“南方周末”当时的整版报道:“他走了,他的影像留给谁?”准确的道出了我们面临的困境。半年之后,在银川,有了第一次关于这件事的探讨,由王征组织并主持,李前光、刘雷、梁力昌、李胜利、李媚和我,就创办“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

其后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进行各种尝试的过程中,平遥摄影节最早做出了支持的动作,王悦在平遥文庙代表组委会为侯登科基金资助了第一笔资金。虽说是象征性的,但还是令我们倍受鼓舞的。

2006年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萌动,以作品进入市场的方式有了可能。北京的启雅视觉文化传播公司,是较早介入影像领域的文化机构。经了杨小彦联络的通道,与启雅的几次相谈后,形成共识并有了结果。双方以协议的方式把侯登科作品的代理权交给启雅,由他们进行市场运作。启雅承诺了要做的两项工作,一是把侯登科留存下来的底片全部数字化;二是创办“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并两年一届地持续运行。“启雅”履行协议,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投入了人力和财力,将侯登科留存的全部底片进行了数字化,这个工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做完。对启雅的创始工作,至今我们还是心怀感念的。从无到有,万事开头难,为后来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开创的第一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正式成型推出。新闻发布会在2006年的连州摄影节上举行,并于2007年如期举办了——作为国内第一个民间性质、以摄影家个人命名的纪实摄影奖。我们为这个奖项定性为一个民间的项目奖。目的是帮助纪实性拍摄的摄影作者,推进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奖项对年青的新生力量倾斜,鼓励和扶持摄影的民间力量生长。侧重于在基层而且经济困难,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是一个“雪里送炭”的奖项,不去锦上添花。这样的定位,出于对当时纪实摄影状况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虽然在后来的操作中,尤其是对年龄及作者经济状况等等有不同的声音,但当时社会业界给予的积极回应,还是令人感受达到了预期目标的价值。多年的努力也终于有了现实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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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却是很快又有了变化。到2009年第二届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对艺术品市场产生了冲击,启雅遇到了资金的困难。奖项的第二届出现了延期的可能,为保证正常运行,我们就协商启雅,让其它机构参与进来,以保证第二届的如期进行。这样做其实对启雅很艰难,但启雅最终还是同意了。谷仓当代影像馆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很高的姿态,不要求具名,不图回报,出资金来救场。正是因为谷仓的介入,才得以让第二届的奖项顺利进行。谷仓作为地处甘肃大西北唯一的一个影像艺术馆,与侯登科和他的影像的表现地域,除了有着自然的联系之外,还在于其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与赞同,以及谷仓创办人王西野的眼界与情怀。

和“谷仓”的正式合作,是从第三届开始的。双方签署了十年(“谷仓”资助五届的奖项运行)的合作协议。作为回报我们给谷仓提供200张侯登科作品。谷仓为了更为长远的持续发展,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成立了一个开放型的“理事会”,面向社会公开,个人、组织都可以参与进来。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奖项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由杨延康、白由祥资助解决了将全部底片置放银行保管箱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推动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转化成:一个开放的社会性文化公益项目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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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些年的支持力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每一个申报作品的参与者和历届的评委们。由于奖项的思路是要把有限资金最大限度地用来支持作者,当李媚提出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包括评委,都做无偿奉献志愿者的想法后,一开始我是觉得难以做到,没想到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做志愿者,这更是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自第二届开始,志愿者的工作方式一直保持到今天。很多做服务工作的志愿者热情,不仅是来源于工作同时的现场观察,在评选的整个环节,看到每个评委的观点和意见,不同观点的现场争论,而是在于为之贡献了一份力。评委之外,每届评选的义工志愿者很多都是那些具有名家身份的“大腕”。同时从二届开始实施的“裸评”,也得到了业界的积极反响。评选的过程,委托雅昌摄影网和后来的无忌、蜂鸟网,及至这一届的“图虫网”进行全程记录、全程公开,公布入围作品、提名奖、最终获奖等等。这样做既是出于侯登科一生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的现实、呼唤公平的草根属性。同时也是希望让人看到,这是一个严肃的奖项,这个奖是干净的,是公平公正的。以这样的方式树立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精神。多年坚持下来,也是“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在中国尤其年轻一代的群体中赢得尊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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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日的六届终评在北京进行,李媚、杨小彦、陈小波、刘铮、海杰,五位评委,几番激烈讨论,甚至推到重来,数次投票,终于尘埃落定。后来陈小波对评选过程中讨论以致争执的话题,做了部分的整理:

---- “侯奖”不会放弃传统的纪实精神,关注人性、呼唤良知仍是这个奖的核心;

---- “侯奖”鼓励纪实摄影个性化表达;

---- “侯奖”向非职业的、年轻的、需要资金帮助完成其摄影项目的摄影师倾斜;

----“侯奖”向那些默默无闻、持续关注他人生命的摄影者倾斜;

----“侯奖”不是奖励已经完成的摄影项目,而是奖励那些正在进行当中、有价值的个人摄影项目;

----“侯奖”关注真正来自底层的文献;

----“侯奖”不认同碎片的、散漫的拍摄;

----“侯奖”不会奖励摄影界的劳动模范

----现在看来,一个作者交的作品还是太少,很难看出他真正的深度。建议以后“侯奖”要求每个作者交三百张作品,而且是要拍摄一年以上的作品;

----“侯奖”要寻找出真正有拍摄难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侯奖”注重问题意识,所以作者能提出问题很重要;

----中国摄影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流行趣味冒出来,而“侯奖”就是看谁能克服这些流行趣味;

----摄影的极简主义开始在年轻摄影者间蔓延开来,又出现一种雷同的视觉语言;

----“侯奖”不关心你拍了什么,而关心你的照片里发生了什么;

----有的摄影者在用摄影写诗、写文学作品,“侯奖”不鼓励这种文学化倾向;

----“侯奖”奖励的是文献书而不是文艺书;

----已经在其他奖项上得过奖的作品最好就不要在再得“侯奖”了,它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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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裸评”的公开、透明,不仅对一些时下的流行提出问题,共同思考,也在辩识之中呈现出了“侯奖”的选择、评判的标准及原则。我想,这该就是它的公信力所在。

六届,十二年间的“侯奖”,除李媚、顾铮、杨小彦三位学术主持外,每一届评委的更迭是保持“侯奖”思想开放的重要环节,至今已有二十多位专家、批评家和跨界学者出任了历届评委。正是所有的参与者、支持者在这个期间,以参与和支持的方式,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价值观以及对摄影在今天实践样式的观察与思考,注入了其中,共同塑造和构建出了具有当代摄影实践精神的“侯奖”内涵。所以他们是“侯奖”的塑造者和推动者。历届的每一次运行,“侯奖”都对其时的流行思潮及其走向,表现出了它的态度与回应。这也构成了“侯奖”形象的重要内容。从历届“侯奖”所推出的作者、作品,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侯奖”一直同行于当代中国摄影发展的进程之中。


于德水

2017年119日于郑州